专栏 | 子夜@北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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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实在不要低估女人的倔强和能力。我们无法回到母系社会，但是，新冠疫情中女性所显现的秩序和权威的效应，折射的是母系社会的回光返照。从远古文明一直到现代文明，在面对生命、瘟疫和战争的时刻，被推上权力位置的女性，不但比男人更具清醒和理性，而且往往有出人意料的周全和温情，以及人性的底线。所有当代社会最难解决的问题，都可以从女性一开始就具有主导能力的在场中寻找到历史的喻意。


罗杰士体育馆（Rogers Arena）是NHL冰球联赛温哥华加人队（Canucks）的主场。我们是季票持有者，位子固定。就在我们前几排的右边看台上，有一架警报器，每场赛事唱完国歌，就有人去拉响警报器，这是为了给球队加油和制造气氛。那是一种古老的警报器，要把它摇响还是需要一定气力的，一般都是青壮年少男少女干的事。

但是，在最近温哥华主场揭幕战上，我却看到了一张熟悉的女人脸孔，由她吃力地摇动警报器，全场欢声雷动。虽然她戴着口罩，但仍能辨识出来，她就是每天出现在电视上向民众报告疫情的省首席卫生官邦妮•亨利（Bonnie Henry）博士。

在新冠疫期间，她是一种秩序和权威的象征，是收紧还是放开，全部由她带领的抗疫团队拍板决定，连省长和省议会都不能干预。虽然疫情逐渐转缓，但就在揭幕战前几，全省还不允许任何体育场馆有百分之百的观众上座率，大家都眼巴巴盯着她作出决定。一直到开战前两天，经过详细评估，她宣布在保证每人接种两剂疫苗的条件下，不再限制球场人数。罗杰士体育馆在时隔五百多天后再次坐满人群。因此，当警报响起时，观众的欢呼不仅是感谢她的“放开”，更是向一个女人的坚韧和意志的致敬。

几乎有整整二十个月，邦妮•亨利这个女人是社会关注的中心。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每到晚饭时刻，所有家庭都会在电视机前观看她报告当天压平疫情曲线的进展，以及不断更新的防疫指令，她脸上的表情是严肃还是轻松，都向人们传递了最清晰的信息。在死亡率最高的时候，她会哽咽和闪烁泪花。疫情初期要作出封城的决定是艰难的，但邦妮•亨利与团队果断采取限制措施，被《纽约时报》称为“封城领导人”（Lockdown Leader）。然后她又在漫长的时间里，对疫情进行检查和控制，引领全省在安全的方向下摆脱“封城”之路。

温哥华所在的B.C省，是去年3月17日，由邦妮•亨利下令停止包括体育赛事在内的大型公共活动，关闭学校，禁止餐厅堂食，人与人之间保持社交距离。那个晚上，她说了一句就像面对对战争爆发时的话，让全省人民都深刻难忘：“这个时候，我们更要保持善良，保持冷静，保持安全。”（This is our time to be kind, be calm and be safe.）kind、calm、safe这三个关键词，此后被很多人悬挂在窗户上，或者涂漆写在街道墙头上，印在T恤衫上，也刻在手镯上，甚至谱成歌曲。《纽约时报》说邦妮•亨利以往只是一个性格内向、工作独立的女人，一下子站在灾难面前要安抚人心，她的理念就是，全省人都坐在同一艘船上，面对海上剧烈的风暴，唯一的理念就是“不能让这艘船沉没”。

这是我们在加拿大一个省所见到的女人，而在整个加拿大，所有抗疫的重任，也是落在一位名叫谭咏诗（Theresa Tam）的女博士和她的团队肩上。谭咏诗博士是加拿大首席卫生官，她出生在香港，本人在英国和加拿大求学，是加拿大皇家医师和外科医师学院的研究员。作为一位儿科传染病专家，她曾经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参与多个委员会及国际行动，包括首个世卫流感大流行（WHO Influenza Pandenic）的应对。她也几乎每天出现在电视上向全加拿大人报告。

与邦妮•亨利不同，我们从未在电视上看见谭咏诗有过笑容。从她脸上看不出惊慌失措，也从来不曾有过得意忘形，以一贯的平静，作为一个国家首席卫生官的象征，即使在疫情出现缓解的时刻，她传递的信息也是要保持谨慎，而在最困难的时刻，她也不为动容而让人有紧张之感，甚至在遭到各种攻击时，她也从来不置一词，就像战争中前线指挥官面前只有待消灭的敌人一样。如果说，邦妮•亨利看上去就像个善解人意而坚持原则的护士，那么，谭咏诗就非常像个拿着手术刀面无表情的外科医生一样。这是人命关天时刻能见到的最后的信任。

加拿大抗击新冠疫情的作为，整体上在全球是属于相对成功的，这同处于前线指挥的团队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并且不动摇有关。当美国开放与加拿大的陆地边界后，加拿大人却面临一个问题，即加拿大仍然坚持从外国进入或返回加拿大要提供七十二小时核酸检测证明，这引起了双方人员的不满，要求取消这种限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谈判的是加拿大副总理方惠兰（Chrystia Freeland），这个女人也是强硬的，她面对众多记者的质疑时说，“规则就是规则，为了保证加拿大人民的健康，不能说改就改”。

加拿大政治在长期以来都是呈现男人强悍的文化，但这一次疫情却是由女人们挑起了另类战争中指挥和安抚人心的重担。从B.C省到联邦，再从联邦到其它各省，几乎大多数省都是由女性首席卫生官承担主要的决策并且面对公众进行报告。这些女人们几乎构筑了人类抗疫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男人们那句“战争让女人走开”的口号，其实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大男人诠释，恰恰在这场疫情中显示了一定的脆弱性。反而，在灾害和劫难面前，让人们再一次领受了“女人本弱，遇难则刚”的真理。去年在疫情最初艰难时刻，许多男人领袖被弄得惊慌失措或犹如惊弓之鸟时，反而是女人主政的国家和地区则让人们眼前一亮。疫情爆发后的一个月，《福布斯》在一篇文章中注意到，从新西兰到德国，再从丹麦到挪威，还有台湾，这些由女性担任领导人的地方新冠死亡率相对都比较低。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刻，女人们一旦站到抗疫前线，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安全和信心的感觉。

中国大陆抗疫的中枢大本营基本是男人的战场，但是，人们却发现每当一个地方出现疫情反弹时，危难之中受命前往指导和督战的，就是孙春兰这个女人。在武汉成为孤城之际，她一下子在那儿呆了三个月。回京以后，只要其它地方发生疫情，也是她率领工作组赶往“救火”。这是新冠疫情中一个“中国女人”的符号。

女性向世界展示了如何处理人类大家庭的这一乱局。《福布斯》相关评论说，虽然女性只占全球政府首脑的百分之七，但出色完成新冠疫情考卷者絶大多数为女性领导人，这个似乎不成比例。一年多过去，《福布斯》的评论并没有过时，这个时间段，即整个新冠疫情从爆发到缓解的全过程中，更多出现在人们视线中的，就是那些原本柔弱而一下子“遇难则刚”的女人。女人一旦出场，展示的是与男人不一样的视野和理念。在一些以男人为主的抗疫团队，如美国等一些国家，他们更多地是着眼于尽快地恢复正常的秩序，在严格防疫措施上总是患得患失，优柔寡断，结果造成恶性循环。

英国BBC从疫情一开始就观察到了，疫情中的这一特殊现象跟女性领导人从政的方式有很大关系。联合国基金会妇女和女童3D项目的执行董事古普塔博士（Dr Geeta Rao Gupta）对BBC说，并不是因为女性领导人与男性领导人的风格有什么不同，问题在于女性当政可以让决策更加多样化。有女性参与的决策层可以做出更好的决定，因为它体现了男女两种观点。同样是女性的古普塔博士，把作为男人的美国总统川普和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拿来作比较，说他们表现的是那种否定科学、虚张声势的男性领导风格；而女性领导人通过公开和透明地对话，赢得了公众的支持。

事实上，女性一旦处于决策地位，她们会在另一个人们常常是熟视无睹的层面展示自己的视野，看到男人看不到的地方。女人天性敏感，她们会及早地感觉到迫在眉睫的危险，并且不失慌乱地进行应对，敢于在利益得失之间作出某些方面的牺牲。

如BBC提到的，挪威领导人索尔贝格（Erna Solberg）和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专门为儿童举办新闻发布会，解答孩子们的疑问和困惑。而新西兰总理阿尔登（Jacinda Ardern）还试图消除孩子们对封城可能无法正常庆祝复活节的担心，她告诉孩子们传统的复活节兔子属于“关键工作人员”（疫情封城中允许活动的人员），因此可以出去把巧克力蛋直接送到他们的家门口。在人命关天的时候，女人往往比男人多了一点人本的胸襟，而少了政治斗争中的残酷。默克尔虽然刚刚离开德国总理的位置，但是，这个女人从疫情一开始就展示了与男人不一般的意志，拥有量子化学博士学位的她，以所谓“理科太太”著称，面对疫情初期的社会分歧和政治对立，坚持提早大规模筛检与隔离，掌握了应对措施的主动权，使德国一度成为欧洲病亡率最低的国家。

当然，身居国家领导地位的女性毕竟是少数的，这不是一个可以概括一般女性能力的样本。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是，新冠疫情中受到冲击最大并经受危机考验的，更多的是女性。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曾分析了女性受到疫情更大冲击的原因，包括：一，多数女性所从事的行业都受到了社交隔离的影响，如酒店、餐饮、销售及制造业。全球范围内来看，有将近百分之四十（约五亿一千万人）的职业女性都从事这种行业，而男性只有百分之三十；二，疫情的爆发使年轻女性更多承担起照顾老人和生病家庭成员的责任，她们通常还需要照顾由于学校关闭而留在家中的弟弟妹妹；三，处于偏远地区的女性，或是需要照顾病残家人的女性，会更容易受到疫情带来的冲击。

在新冠疫情期间，有四分之三的女性出现身心疲劳与耗竭的状态，但是，没有任何数据证明，这种“身心疲劳”与“耗竭”的情况使女性的心理健康出现崩溃超过男性。在危机和痛苦中女性具有天然的抵御能力和坚韧性格，是远超人们所能想象到的。

东京奥运筹备最后关头，疫情暴涨，男人们被弄得焦头烂额，走头无路，而且胡说八道，原奥组委主席森喜朗甩袖走人，由桥本圣子这个女人接任，加上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也是女人。历经磨难的东奥终于成功举办之时，人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两个女人时，还是为之动容的，这种辛苦应该是感动世界的。闭幕式上，身穿日本传统和服的小池百合子将奥运会旗交接给同样是女性的2024奥运主办城市巴黎市长伊达戈（Anne Hidalgo），这是奥运史上第一次由女性交接给女性，用伊达戈的话就是“象征女性时代的到来”。

在中国的人性观察中，原来是“女人本弱，为母则刚”，但育儿本来就是充满困难、风险甚至面临灾难的过程，稍一有闪失，就会丢掉一个小生命，哺乳和培育都是十分困难的过程，所以，实际上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女人本弱，遇难则刚”。面对肩上的重任，女人的坚韧和忍受委屈，是男人所比不上甚至无法理解的。这次新冠疫情长达将近两年，唯有具有女人般的耐心和意志，才能真正地持久下来。在这种世纪性的公共危机中，走上领导位置的女人，就会展现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和坚韧。

当疫情爆发时，民众生活困难和行动不便，新西兰总理阿尔登尽管年薪只有二十多万美元，但自动减薪百分之二十。问题是，新西兰在旅游业方面是国家一笔很大收入，但在阿尔登这位女总理的坚持下，从去年二月底就封锁国门，停办观光节庆活动，并在三月底就宣布全国紧急状态。这个女人做事是很果断的，此前一年发生清真寺屠杀案，她不顾反对声浪，立即通过新的枪支禁令；她遇上怀特岛火山爆发和本次疫情，甚至任期内未婚生子请产假，政敌巴不得她辞职下台，都被她严辞拒绝。但她仍有女性处事细腻的一面，如疫情期间，该国卫生部长违反禁足令，开车带家人去海边，但阿尔登只做了降级处分，而没有开除他。这是冒很大风险的，一些国家发现此类事，会立即让当事者辞职走人，以免被反对党抓着把柄而丢失选票。但是，阿尔登甘愿冒这个风险，因为她以当下防疫为重，不想错过任何一位专业人士。这就是女人的眼光。

新冠疫情中，各国在抗疫中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偏见和意识形能的局限，但当女性介入到相关的危机处理过程中，则会有更宽敞的胸襟去处理问题，女性本身所具有的同情心和包容性，以及“日子还要过下去”的那种习惯思维，往往使她们在领导位置上比男性主导多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上面提到的BBC评论中，伦敦国王学院全球女性领导力研究所的主任坎贝尔（Rosie Campbell）曾经指出，由于我们社交方式不同，人们更容易接受女性成为更具同理心和合作型的领导者，反而更多男性领导人更容易落入那种自恋和过度竞争领导者的范畴，本次疫情中出现的政治民粹主义加剧了男性领导者的这一特点。坎贝尔对BBC表示，民粹主义领导人依赖“简单信息”来获得支援，而这往往影响他们处理大疫情时的手法。比如，美国、巴西、以色列以及匈牙利有时会推卸责任，将自己的过失转移到外部因素。

这种评论当然还是取自于较小的观察样本，因此坎贝尔的论断应会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可以讨论。但是，如果我们想放眼一个更大或更说明问题的样本，那么，可以发现这里还是有一个事实，很难让人形成比例联想，即：在全球从事医疗和护理的人员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女性，但是，根据全球议会联盟2018年的数据，全世界153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领袖中只有十人为女性，而从事立法工作的议会里，女性议员人数也只占四分之一。这次新冠疫情中女人所展示的天赋和能力，尤其是她们的特性和精神，只是在人命关天的时候才能让我们知晓。事实上，除了女权主义者有他们自己的理念和价值标准外，关于女人在这个社会上的功能和作用，是我们大家本应该早就看到的。在一个信息充分发达、政治学和社会学集聚大量专家的现代文明社会，一直到新冠疫情爆发才看到这个现象，不能说我们的经验和观察其实存在很大的盲区。新冠疫情是当代乱糟糟的政治的一个延续，而只有女人出来收拾才能收效明显，也许这是新冠疫情以来最大的人文启示。

这就说明，有些事情被我们长期掩盖了。此前，人们只是表示对女性的尊重，诸如在内阁中按比例加入女性成员，其实是一种仪式性的象征，但是，却很少有人从女性本身的重要性去探究真正的动因。利物浦大学（University of Liverpool）和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两个大学的教授在经过研究后，曾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一个“领导抗疫事业：性别真的重要吗？”的问题（Leading the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 Does Gender“Really”Matter?），然后回答：领导人的性别对抗击疫情确有一定影响。这里有两个最大的背景原因，一个是，女性对风险的认识和评估远远超过男性的力度，从疫情之初起，女性领导人对公共健康就有更强的风险意识，并且将人的生命权置于其他关切之上，而这一趋势与此前的行为学研究结果基本吻合。二是，同男性不一样，女性领导人的领导风格容易发展出更扁平化、更民主的管理架构，而且更强调“清晰果断的沟通”，这些种行为模式有助于听取和集纳不同意见，在决策时符合科学和实际，从而提高团队乃至整个国家的抗疫水平。其实，这种研究结果不仅与目前的抗疫现相当吻合，其实也同长期以来在企业管理层中女性的状况吻合。资料表明，女性在商界中处理危机的能力也更强，尤其在疫情中，商界的女性领导者表现一般也要好于男性。

女性在危机中所展示的秉性和天赋，实际上早就有迹可寻。在医院里至所以绝大部分护理人员都是女性，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历史现象。早期西方的医护史上，掺杂了巫术或其他迷信方法治疗疾病，其中主要是女人，这种职业需要打动人心的，因为女性比较能获得信任。古埃及有最早的看护机构，除了医疗上的护理，也承担保姆类的事项，为病人和老人提供服务。中世纪疾病和战争不断，十字军东征时出现救护团，男性负责运送和临场急救，女性则负责照顾和护理病人。当西方护理学随着医学发展起来后，尤其是出现现代护理学的鼻祖南丁格尔后，从历史的传统和女性的观念，护士一直被认为是女性的职业。现代社会虽然男性护理有一定的增多，但仍然是相对边缘的。从一般的观察来看，女性护士比较能体现耐心及细心，当然还要被人称之为的“爱心”，女人在与被看护者之间比较容易有一种有亲切感，而这些完全符合女人的特点。同医生相比，护理人员更是处在第一线，她们经常面临生命和健康的危机状况，这种环境下滋生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往往具有一定的持久性和深刻性。这是同女性本身因历史而形成的文化以及传统有关，也同女性本身的生理和精神遗传有关。事实上，与其说这是女性通过医护职业或教育培养出来，不如说是奠基于女性本身的基因和天性所致。女性的本质某种意义上就是“母性”，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即使不是在医护职位上，即使不是人们一般认为的“好女人”，一旦碰到人命关天的危机时刻，尤其是同自己有亲情关系的事件时，都会突然迸发出那种“女人本弱，为母则刚”的天性，这就是女人的一种奥秘。所以，观察到本次疫情中女性的表现，人们不应感到有任何惊奇。

女性这个概念，本质上就是母性的，这就是文明进程中的实质意义和历史意义。从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文明中女性的地位当然有所提高，但一般都是出于平等观念和伦理判断，本质上还是以男人至上的高度赐予女性的一种“宽厚”，而实际上并没有体认到女性在文明进程中所特具的能力。因此，一直到今天，所谓男女平等仍然是一种理论或道德论述的政治正确口号，尤其是在竞选或辩论中的政见，而不是致力于一种真正的观察和对历史经验的认可。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代工业和现代科技时代，但是，疾病问题和粮食问题，始终是两个最基本的安全问题，而这两个问题都离不开女性的主导。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件是，当我们一本正经地讨论如何提升女性的地位时，却忘记了人类本身就是从母系社会发展而来的，所有当代社会最难解决的问题，如粮食和病病，都可以从女性一开始就具有主导能力中寻找到历史的原貌。联合国粮农组织1996年11月在罗马召开世界粮食首脑会议（World Food Summit），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就粮食安全问题举行的最高级别会议，会议不但正式通过了两个正式文件《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议划》，而且出人意料地发表了一份名为《妇女喂养着世界》的公告，公告指出在原始时代，特别是在石器时代，基本上是靠史前女人喂养的，从这个事实可看出妇女在喂养整个人类的重要性和决定性作用。

在这样一个由现代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会议上，作这样的公告，无疑就是提醒人们应该体认到，人类社就是最早从母系社会发展而来。研究表明，在母系社会中，男性向社会提供的食物是三分之一，而女性则提供了三分之二，而且女性更主要的是承担社会管理的职任。女子从事的职责比男子从事的狩猎有比较稳定的性质，不但具有可靠的生活来源，而且女性的活动是为了氏族集体的利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对维系氏族的生存和繁衍都起着极为重要主导作用。从人类学来看，直到现代一万年前人类都生活在母系氏族中，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性和交流性，正是一开始就从女性身上体现的。女性不但承担食物供应和管理，养育婴儿，而且处于人际交流第一线，包括与此相应的原始宗教信仰，这种社会性一早就是由女性主导并作为管理经验延续至今的。

我们经常从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中，看到在男性走投无路或丧魂落魄之际，包括家族的纷争，或者族群的血腥械斗中，由女性出场如何扭转乾坤的。这种下意识的编织或想象，其实反映了社会和历史从母系社会以来的规律和历史。林语堂曾经说过：“人生之大事，生老病死，处处都是靠女人去应付安排，而不是男人。种族之延绵，风俗之造成，民族之团结，都是端赖女人。没有女子的社会，必定没有礼俗、宗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从本次新冠疫情来看，那些站在第一线的女性，不但承担了具体的医护和服务工作，而且以她们与男人不一样的形象和气质，安慰了人心，增强了社会大众的信心。然而，这又是一个混帐和是非不清的社会，那些女人仍然会遭到攻击和诋毁。尤其在抗疫的最新进程中，要坚定地执行隔离政策和推行疫苗接种，在社会充满分歧甚至分裂的情况下，她们甚至遭到死亡威胁。像加拿大的首席卫生官谭咏诗，B.C省首席卫生官邦妮•亨利，都碰到过这种情况。

问题是，一方面，女人在许多人的视角里是好欺负的，但另一方面，女人的倔强和坚韧也是让男人领教的。女人要处理的事情，以及她们的麻烦都是比男人多的，许多还是尴尬的，像上面提到的新西兰女总理阿尔登，因未婚生子而要挺着大肚子在官场跟政客恶斗，生下孩子要自己哺乳和抚育，无奈之中带着孩子去联合国开会，这种尴尬是男人碰不上的，或者是不管的。但女人就是不怕这类尴尬的，这就是女人的天性。阿尔登先是在2017年走马上任，以37岁之龄成为纽西兰1856年来最年轻的总理。她以少数在任内怀孕的民选领袖之一而闻名，但真正让人见识的是她在抗疫中的坚强，新西兰为了对抗新冠病毒，实行了几乎是全球少见的严格封锁措施，这几乎是男性式的果断；但是，在围绕疫情的世界性分裂中，她把新西兰这个国家拧成一个“五百万人口团队”，取得抗疫的空前共识，却又是女人那种温柔沟通技巧的经典之作。假如这能成为一种政治家的行为模式，那么现在流行的政党政治或议会政治的那种残酷你死我活的文化也许就会被颠覆了。

我们实在不要低估了女人的倔强和能力。我们无法回到母系社会，但是，母系社会从本质上就是以女性进行社会管理的，而不仅仅是生育和持家，这是一个要害和关键的观察。从母系社会的远古文明一直到工业和科技的现代文明，女性的主导虽然从显学走向隐学，但始终在支撑着社会的管理，而在面对生命、瘟疫和战争时刻，被选民推上权力位置的女性，往往比男人更清醒和理性，而且行为方式更加冷静和出乎人意料的周全，即使在残酷的杀戮世界也能保持人性的底线。

事实上，当我们仅仅只从疫情中看到女性的伟大，说明我们此前对某些现象的熟视无睹。疫情前，在我们的经历或我们的视野里，不乏像影视作品里那些女强人的故事。例如，本人此前由于经常组织学术会议活动，所以对其它单位的组织能力也会关注，就发现一些由女人操作的会议相当细致，减少了一般单位经常存在的纰漏。这本是见微知著的。再从历史上，像法国在百年战争最残酷和最绝望的时候，结果要依靠一个名叫贞德的女人出来拯救，固然内中有一定的传说成份，但毕竟反映了人类在某种关键时刻需要女人出来主导的历史心理。这是无法否认的。疫情中女性所显现的倔强和理性，隐含了远古母系社会的回光反照，如果我们要从这个远古的文明中去寻找启示，也许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来源：纽约时间(微信公众号)